第89章 傅斯年与邓广铭（二）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决定南迁时，开始因最后目的地不能确定，因此规定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
而不具备资格的邓广铭，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进行他的辛弃疾课题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对于邓广铭，这时候对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一个是赵万里，另一个便是傅斯年。原本，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因“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因此邓广铭在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芸盦、舜盦，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 、敦煌学家，为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先驱者 。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原主任
赵万里有专著：《校辑宋金元人词》、《中国版刻图录》、《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薛仁贵征辽事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其中《校辑宋金元人词》，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出版。该书共七十三卷，校辑宋词别集五十六家，金词别集二家，元词别集七家，宋元词总集二种，宋人词话三种，宋金元名家词补遗一卷，共计词人七十家，辑得词一千五百多首。
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
而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
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曾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
抗战胜利后，通过胡适的帮助，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这为后话。
前边说过，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
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北大文研所垫付书款。
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时，傅斯年要求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
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941年7月8日，邓广铭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言：“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
可见这时候的邓广铭，对《宋史》全书，已经有了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
1942年春，邓广铭为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到重庆，在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后，到重庆找了一份工作。在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
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很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
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时，为加强北大的师资力量，傅斯年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
因北大的门槛高，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往往要降格做副教授。邓广铭虽与傅斯年关系特殊，但也不能破例。当傅斯年和邓广铭提出，已经在在复旦大学是教授邓广铭，到北大只能从副教授干起时，邓广铭表示了完全的理解。他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恩师为难，何况，他和许多出身北大的学子一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北大情结。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他曾几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
但是，这一次邓广铭没有听从恩师的召唤而最终留在了大陆，而这似乎并未中断傅斯年和邓广铭的关系。
后来，离开大陆的傅斯年，曾委托从美回国的北大数学教授江泽涵（胡适太太江冬秀的堂弟），传话给邓广铭：遗留在北平的书籍全部赠送与邓广铭。虽然，那个时候，傅斯年不知道，他已经没有能力，支配这些曾属于他的书籍。但他的心意，邓广铭是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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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具备资格的邓广铭，在此后两年时间里，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进行他的辛弃疾课题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对于邓广铭，这时候对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一个是赵万里，另一个便是傅斯年。原本，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因“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因此邓广铭在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别号芸盦、舜盦，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 、敦煌学家，为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先驱者 。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原主任
赵万里有专著：《校辑宋金元人词》、《中国版刻图录》、《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薛仁贵征辽事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其中《校辑宋金元人词》，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出版。该书共七十三卷，校辑宋词别集五十六家，金词别集二家，元词别集七家，宋元词总集二种，宋人词话三种，宋金元名家词补遗一卷，共计词人七十家，辑得词一千五百多首。
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
而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多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
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曾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
抗战胜利后，通过胡适的帮助，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这为后话。
前边说过，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
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北大文研所垫付书款。
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时，傅斯年要求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
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941年7月8日，邓广铭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言：“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
可见这时候的邓广铭，对《宋史》全书，已经有了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
1942年春，邓广铭为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到重庆，在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后，到重庆找了一份工作。在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
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很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
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时，为加强北大的师资力量，傅斯年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
因北大的门槛高，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往往要降格做副教授。邓广铭虽与傅斯年关系特殊，但也不能破例。当傅斯年和邓广铭提出，已经在在复旦大学是教授邓广铭，到北大只能从副教授干起时，邓广铭表示了完全的理解。他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恩师为难，何况，他和许多出身北大的学子一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北大情结。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他曾几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
但是，这一次邓广铭没有听从恩师的召唤而最终留在了大陆，而这似乎并未中断傅斯年和邓广铭的关系。
后来，离开大陆的傅斯年，曾委托从美回国的北大数学教授江泽涵（胡适太太江冬秀的堂弟），传话给邓广铭：遗留在北平的书籍全部赠送与邓广铭。虽然，那个时候，傅斯年不知道，他已经没有能力，支配这些曾属于他的书籍。但他的心意，邓广铭是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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