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三章 刘文泰之后被剐，新的竞标制度！
碧蓝的天空下。
朱楼黛瓦环卫着的西市牌楼周围。
交头接耳的普通士民们，的确如过年一般高兴。
确切地说，他们现在比过年高兴。
因为这对他们而言。
这真的是已经百年未遇的快事！
当然！
这些叫好者，不是因为杀人了而高兴，是因为国法被尊重，自己因此看到了一丝公正和希望而高兴。
毕竟这次被处死的不是一般人。
如果说，被处死的是普通百姓，一般都会有人怀疑是不是有冤情或者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所以，普通士民们，对百姓受刑，反而不太有兴趣。
甚至，许多人还会觉得厌恶，说朝廷怎么动不动就杀人，一点也不仁道！
但眼下，被处死的是谢丕谢正这样的顶层衙内、是刘朴这样的清贵人物。
自然就没人会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冤情，或者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
当然不会怀疑！
毕竟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只可能去冤枉别人，不可能被别人冤枉，连皇帝都难冤枉他们！
甚至，更不可能被治罪，而被治罪，也往往意味着是犯了比所受之刑更严重的罪。
所以，没人会因此同情谢丕他们，只是在高兴之余，觉得意犹未足。
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朱厚熜要严明法纪，以彰皇权，但谢丕谢正所受到的刑罚，相比于他们所犯的罪，其实并没有做到绝对的依法处置。
没办法！
绝对的公正很难实现。
何况，大明本质上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
这就注定，地位越高的人，会在刑罚上更受优待。
当然，普通士民内心自然是希望朝廷再严一些才好。
因为他们不怕法度被严格执行。
他们只怕礼法被严格执行，更怕法度对下严格执行，对上不严格执行。
哪怕是小地主和庶民地主出身的寒门士子也是如此。
所以，他们很多都怀念洪武时代。
比如历史上的海瑞。
尽管，洪武时代对文人其实并不友好，但他们现在只感受到眼下法度对上如虚设之痛苦。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同谢迁一样不高兴的人还有很多。
不高兴的自然是清流们，尤其是翰林出身的清流们。
他们不少人因此胆寒，知道自己考得好，才学高，并不意味着自己可以在国法上可以恣意一些。
但这也让他们更加发现，强调礼制比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讲礼，话语权自然在他们手里！
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何清流要优待。
这样他们就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
但讲法，话语权却不在他们手里。
而是在，唯一有权修改律法，和解释律法，以及法外施恩的天子手里。
且说！
三法司接下来变得非常忙碌。
因为要被审讯定罪处刑的凶犯，不只谢丕、谢正和刘朴三人。
以李昀和李旸两兄弟为代表的原英宗朝大学士李贤家子弟。
以刘应槐为代表的原宪宗、孝宗朝御医刘文泰家子弟。
以鲁诚、马樾为代表的企图发动兵变的卫所世袭军官们。
还有杨宏、张奎这两不肯配合原漕运总督吴廷举镇压兵变的高品阶武将。
这些人都要在三法司过堂受审，然后被定罪处置。
最终。
李昀和李旸因为主观上谋害太医、操纵天子，属于谋大逆之罪，故凌迟处死。
而刘应槐作为直接谋害太医，参与图谋操纵天子的从犯，也属于谋大逆之罪，也凌迟处死。
鲁诚、马樾等发动兵变的卫所军官自然也属于谋大逆，故也凌迟处死。
而杨宏和张奎属于抗命，而非谋大逆，但念在昔日漕运有功，属于八议议功之列，也就被改判流放东莱。
李昀和李旸被凌迟处死时哭的很惨。
“痛！”
“痛啊，陛下，我们错了！求您高抬贵手，看在家祖的份上，饶了我们吧！”
李昀因而哭喊了起来。
对于他二人而言，他们都没想到，自己作为大学士之后，会有这般结局。
刘应槐则更加悔恨不已，在受剐时只大喊自己错了。
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他爹医死了皇帝都不用被凌迟，偏偏他只是毒杀了御医就要被凌迟。
鲁诚、马樾等在被剐时则是大骂郭勋，因为郭勋太过忠诚，没有站在他们这些世袭卫所武勋这边，才让他们兵变失败。
不过，这一系列处置，算是真的巩固了皇权。
因为这次的事意味着无论是清流门第、还是世袭武官，只要涉嫌谋大逆，就会遭到严酷处置。
天下权贵豪绅因此也不得不收敛一些。
但普通士民却因此燃起了更大的希望，而更积极于生活与生产来。
不能小看，这种严格执行律法，进而严肃打击犯罪权贵豪绅，对促进生产力的积极意义。
当人们发现朝廷愿意严格维护秩序时，就会相信自己创造的财富不会被夺走，而只会被秩序保护，也因此相信朝廷执政环境在变好，而愿意把存的钱拿出来消费，置办产业，加大投资。
否则！
人们就会因为觉得法纪约束不了权贵豪绅，而不敢开店，不敢消费，不敢垦荒，因为怕被势豪之家发现后非法侵夺。
加征钞关税和改漕运的事自此也再无阻碍。
天下的权贵豪绅们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老老实实交钞关税，且也开始让自家的商队去户部报名竞争获得漕运官商的资格。
漕运改商运，就是要从商贾中选可以承担漕运任务的商贾作为官商。
而这自然需要各商贾，向朝廷提交申请，接受朝廷的考查，好让朝廷确定，这些富商有没有承担漕粮北运出售的能力。
毕竟漕运关系重大，不是随便一个拥有几条小舢板和一点积蓄的商贾就能承担的。
除此之外，朝廷还得确定能承担漕运的商贾们都愿意接受多大的利润。
因为按照朱厚熜改漕运为商运的圣旨，承担漕运的商贾是不能把运到京师的粮食想以多少价卖给朝廷就以多少价卖给朝廷的。
当然，承担漕运的商贾也做不到想以多少价卖给朝廷就卖给朝廷。
除非大明真的是商人说了算。
但在农耕为主的大明帝国，这自然很难出现，商贾翻了天，可以想以多少粮价卖给朝廷就以多少粮价卖给朝廷的可能。
不过，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那得是这商贾背后的人权力大到不受制约的时候。
比如完全掌握皇权的皇帝自己的皇商奉旨要这样做，朝廷收购漕粮的官员，还能对抗皇帝不成？
再比如，若有能控制皇帝的权臣出现，而这权臣自己的商贾要这样做，朝廷收购粮食的官员自然也不能对抗。
作为君权至上的大明帝国，很多政策的好坏，主要还是决定于皇帝本身是不是够英明爱民。
朱厚熜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帝王，且为此把富民放在很重要位置，自然不会在他做皇帝期间，让国策走了样。
朱厚熜把确定漕运官商的事还是交给了户部。
因为大明眼下还没有商部，受限于这个时代的通讯能力与人才培养能力的限制，也来不及在一两年内，组建起一商部。
所以，朱厚熜还是循着以前户部管漕运的例子，让户部继续管漕运官商确定的事。
“令户部根据报名各商，掌握的船只、所雇水手以及所能供应的粮食额度、可以接受的粮食最低售价，进行漕运官商竞标。”
“再让，户部会推选举，能承担朝廷每一年或每三年的漕运任务，而又有实力避免粮价出现较大波动的官商。”
“这些官商主事者，可以获得户部冠带，与向朝廷出售粮秣的资格！具体是一年换一次官商，还是三年换一次，或者五年换一次，也让户部同报名商贾会议而定！”
在正式下旨改漕运为商运后，朱厚熜就在御书房对费宏，布置了漕运改商运的具体执行细则。
费宏拱手称是，且又说道：“陛下，竞标可能会出现有商贾恶意出价，扰乱漕运新制，比如会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低价，而实际上，他又办不到，反而导致漕运新制不能实现，而被迫实现旧制。”
“而朝廷也不好治其罪，毕竟人家可以找各种理由辩解，说这几年天气出乎意料，或家中出了状况才不能实现什么的。”
“而且朝廷就算能治其罪，也已经意义不大，毕竟到那时漕粮断运已成事实，给朝廷造成的损失与动荡也已成事实！”
费宏说后，朱厚熜点了点头：“朕也想到过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
“让户部根据实际情况，削去几个出价最高的，再削去几个出价最低的，然后取中间价的商贾为官商。”
“这样一来，就让漕运官商的利润不太高，但又不会因为恶意出低价到亏本严重以致于不能承担漕运，造成朝廷不得不大规模重换官商，而只需换一两个即可。”
朱厚熜这里，把自己在后世组织招标的经验拿了出来。
费宏听后，张开了嘴，久久未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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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楼黛瓦环卫着的西市牌楼周围。
交头接耳的普通士民们，的确如过年一般高兴。
确切地说，他们现在比过年高兴。
因为这对他们而言。
这真的是已经百年未遇的快事！
当然！
这些叫好者，不是因为杀人了而高兴，是因为国法被尊重，自己因此看到了一丝公正和希望而高兴。
毕竟这次被处死的不是一般人。
如果说，被处死的是普通百姓，一般都会有人怀疑是不是有冤情或者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所以，普通士民们，对百姓受刑，反而不太有兴趣。
甚至，许多人还会觉得厌恶，说朝廷怎么动不动就杀人，一点也不仁道！
但眼下，被处死的是谢丕谢正这样的顶层衙内、是刘朴这样的清贵人物。
自然就没人会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冤情，或者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
当然不会怀疑！
毕竟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只可能去冤枉别人，不可能被别人冤枉，连皇帝都难冤枉他们！
甚至，更不可能被治罪，而被治罪，也往往意味着是犯了比所受之刑更严重的罪。
所以，没人会因此同情谢丕他们，只是在高兴之余，觉得意犹未足。
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朱厚熜要严明法纪，以彰皇权，但谢丕谢正所受到的刑罚，相比于他们所犯的罪，其实并没有做到绝对的依法处置。
没办法！
绝对的公正很难实现。
何况，大明本质上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
这就注定，地位越高的人，会在刑罚上更受优待。
当然，普通士民内心自然是希望朝廷再严一些才好。
因为他们不怕法度被严格执行。
他们只怕礼法被严格执行，更怕法度对下严格执行，对上不严格执行。
哪怕是小地主和庶民地主出身的寒门士子也是如此。
所以，他们很多都怀念洪武时代。
比如历史上的海瑞。
尽管，洪武时代对文人其实并不友好，但他们现在只感受到眼下法度对上如虚设之痛苦。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同谢迁一样不高兴的人还有很多。
不高兴的自然是清流们，尤其是翰林出身的清流们。
他们不少人因此胆寒，知道自己考得好，才学高，并不意味着自己可以在国法上可以恣意一些。
但这也让他们更加发现，强调礼制比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讲礼，话语权自然在他们手里！
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何清流要优待。
这样他们就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
但讲法，话语权却不在他们手里。
而是在，唯一有权修改律法，和解释律法，以及法外施恩的天子手里。
且说！
三法司接下来变得非常忙碌。
因为要被审讯定罪处刑的凶犯，不只谢丕、谢正和刘朴三人。
以李昀和李旸两兄弟为代表的原英宗朝大学士李贤家子弟。
以刘应槐为代表的原宪宗、孝宗朝御医刘文泰家子弟。
以鲁诚、马樾为代表的企图发动兵变的卫所世袭军官们。
还有杨宏、张奎这两不肯配合原漕运总督吴廷举镇压兵变的高品阶武将。
这些人都要在三法司过堂受审，然后被定罪处置。
最终。
李昀和李旸因为主观上谋害太医、操纵天子，属于谋大逆之罪，故凌迟处死。
而刘应槐作为直接谋害太医，参与图谋操纵天子的从犯，也属于谋大逆之罪，也凌迟处死。
鲁诚、马樾等发动兵变的卫所军官自然也属于谋大逆，故也凌迟处死。
而杨宏和张奎属于抗命，而非谋大逆，但念在昔日漕运有功，属于八议议功之列，也就被改判流放东莱。
李昀和李旸被凌迟处死时哭的很惨。
“痛！”
“痛啊，陛下，我们错了！求您高抬贵手，看在家祖的份上，饶了我们吧！”
李昀因而哭喊了起来。
对于他二人而言，他们都没想到，自己作为大学士之后，会有这般结局。
刘应槐则更加悔恨不已，在受剐时只大喊自己错了。
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他爹医死了皇帝都不用被凌迟，偏偏他只是毒杀了御医就要被凌迟。
鲁诚、马樾等在被剐时则是大骂郭勋，因为郭勋太过忠诚，没有站在他们这些世袭卫所武勋这边，才让他们兵变失败。
不过，这一系列处置，算是真的巩固了皇权。
因为这次的事意味着无论是清流门第、还是世袭武官，只要涉嫌谋大逆，就会遭到严酷处置。
天下权贵豪绅因此也不得不收敛一些。
但普通士民却因此燃起了更大的希望，而更积极于生活与生产来。
不能小看，这种严格执行律法，进而严肃打击犯罪权贵豪绅，对促进生产力的积极意义。
当人们发现朝廷愿意严格维护秩序时，就会相信自己创造的财富不会被夺走，而只会被秩序保护，也因此相信朝廷执政环境在变好，而愿意把存的钱拿出来消费，置办产业，加大投资。
否则！
人们就会因为觉得法纪约束不了权贵豪绅，而不敢开店，不敢消费，不敢垦荒，因为怕被势豪之家发现后非法侵夺。
加征钞关税和改漕运的事自此也再无阻碍。
天下的权贵豪绅们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老老实实交钞关税，且也开始让自家的商队去户部报名竞争获得漕运官商的资格。
漕运改商运，就是要从商贾中选可以承担漕运任务的商贾作为官商。
而这自然需要各商贾，向朝廷提交申请，接受朝廷的考查，好让朝廷确定，这些富商有没有承担漕粮北运出售的能力。
毕竟漕运关系重大，不是随便一个拥有几条小舢板和一点积蓄的商贾就能承担的。
除此之外，朝廷还得确定能承担漕运的商贾们都愿意接受多大的利润。
因为按照朱厚熜改漕运为商运的圣旨，承担漕运的商贾是不能把运到京师的粮食想以多少价卖给朝廷就以多少价卖给朝廷的。
当然，承担漕运的商贾也做不到想以多少价卖给朝廷就卖给朝廷。
除非大明真的是商人说了算。
但在农耕为主的大明帝国，这自然很难出现，商贾翻了天，可以想以多少粮价卖给朝廷就以多少粮价卖给朝廷的可能。
不过，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那得是这商贾背后的人权力大到不受制约的时候。
比如完全掌握皇权的皇帝自己的皇商奉旨要这样做，朝廷收购漕粮的官员，还能对抗皇帝不成？
再比如，若有能控制皇帝的权臣出现，而这权臣自己的商贾要这样做，朝廷收购粮食的官员自然也不能对抗。
作为君权至上的大明帝国，很多政策的好坏，主要还是决定于皇帝本身是不是够英明爱民。
朱厚熜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帝王，且为此把富民放在很重要位置，自然不会在他做皇帝期间，让国策走了样。
朱厚熜把确定漕运官商的事还是交给了户部。
因为大明眼下还没有商部，受限于这个时代的通讯能力与人才培养能力的限制，也来不及在一两年内，组建起一商部。
所以，朱厚熜还是循着以前户部管漕运的例子，让户部继续管漕运官商确定的事。
“令户部根据报名各商，掌握的船只、所雇水手以及所能供应的粮食额度、可以接受的粮食最低售价，进行漕运官商竞标。”
“再让，户部会推选举，能承担朝廷每一年或每三年的漕运任务，而又有实力避免粮价出现较大波动的官商。”
“这些官商主事者，可以获得户部冠带，与向朝廷出售粮秣的资格！具体是一年换一次官商，还是三年换一次，或者五年换一次，也让户部同报名商贾会议而定！”
在正式下旨改漕运为商运后，朱厚熜就在御书房对费宏，布置了漕运改商运的具体执行细则。
费宏拱手称是，且又说道：“陛下，竞标可能会出现有商贾恶意出价，扰乱漕运新制，比如会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低价，而实际上，他又办不到，反而导致漕运新制不能实现，而被迫实现旧制。”
“而朝廷也不好治其罪，毕竟人家可以找各种理由辩解，说这几年天气出乎意料，或家中出了状况才不能实现什么的。”
“而且朝廷就算能治其罪，也已经意义不大，毕竟到那时漕粮断运已成事实，给朝廷造成的损失与动荡也已成事实！”
费宏说后，朱厚熜点了点头：“朕也想到过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
“让户部根据实际情况，削去几个出价最高的，再削去几个出价最低的，然后取中间价的商贾为官商。”
“这样一来，就让漕运官商的利润不太高，但又不会因为恶意出低价到亏本严重以致于不能承担漕运，造成朝廷不得不大规模重换官商，而只需换一两个即可。”
朱厚熜这里，把自己在后世组织招标的经验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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